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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牛、羊等草食牲畜的养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历史则不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市养牛从单一役用逐步向役肉兼用发展，九十年代秸杆氨化技术推广后，商品牛数量逐年增加，进入2000年后，又引进了肉牛新品种，开展了三元杂交，牛的出栏率和商品率大大提高；从90年起张川等地引进小尾寒羊进行养殖，使我市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目前以小尾寒羊为主的二元杂交羊占羊存栏的80％。特别是近年来，我市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大发展，三年成规模”的“13111草畜富民工程”发展目标，通过抓基地建设、扶持示范户、建设示范小区，使草食畜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至2011年底，全市牛存栏43．13万头，羊存栏45．6万只，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7％、4％，牛、羊出栏分别达到12．17万头、12．92万只，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6．3％，牛肉产量达到18012t、羊肉产量达到1938t，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和6．3％。良种化程度逐步提高，牛、羊良种率分别达到78％、73％。牛、羊个体产肉量分别达到148kg、15kg。据调查，农户育肥出栏一头肉牛可获利700～1000元，出栏一只肉羊可获利80～120元左右。良好的养殖效益，为牛羊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在草食畜牧业的发展上，我市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一手抓引进，一手抓品改，各县区加快了优质杂交一代母畜的繁育步伐。至2011年底，全市建起了171个牛羊冻精配种站点，初步形成了市、县、乡（镇）三级冻配改良网络体系，引进皮埃门特、南德温、安格斯、德国黄牛、西门塔尔、海福特、夏洛来等优质肉牛冻精，广泛开展了肉牛三元杂交。通过引进优质良种和建立冻配网络，我市草食畜牧业得以在较高起点上发展，品质正在逐步优化。
在品种引进、优化品质的同时，生产方式也逐步改进。至2011底，全市建成肉牛养殖小区61个，养羊小区11个，共入住农户1560户。在牛羊舍的建设上，凡新建舍，均采用了高标准的标准化圈舍，原先采用土栏的农户，也有部分开始改土栏为砖栏；在饲养方式上，从原先的单一放牧，逐步向放牧与舍饲结合转变；在饲养方法上，逐步由粗放饲养（采食天然牧草或作物秸杆）向精细饲养（结合不同生育期饲喂人工牧草和精料）转变。在生产方式上，逐步由千家万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饲养转变。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已成为当前草食畜产业的需求和目标，2003年我市制定了《天水市畜牧企业标准汇编》，包括17个无公害畜禽饲养管理规范和无公害基地建设标准，2006年，我市又组织专家对其修改完善，其中《天水市瘦肉型三元杂交猪生产技术规范》等13个畜牧技术规范，被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定颁布为地方标准。近几年，在国家、省、市加快发展草食畜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支持下，我市一大批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草食畜养殖小区（场）先后建起并投产，草食畜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得到有力推进。
我市草食畜牧业在饲养量、饲养品种、养殖模式等方面有较大进步，但若将草食畜牧业置身于整个畜牧业乃至全省的大环境中进行横向比较，我市草食畜牧业的不足与差距仍十分明显。
一是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产值和肉类比重明显偏低。市牛羊等草食畜牧业中牛的饲养量只有43．13万头，羊的饲养量只有45．6万头，与省牛羊主产区张掖、武威等地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草食畜牧业产值在畜牧产值中的比重小；牛羊肉产量只有1．98万t，占肉类总产量8．92万t的22．2％。
二是部分干部群众对发展草食畜牧业认识不高。我市属传统的农区，畜牧生产以猪禽为主，部分乡村干部和农户对草食畜牧业认识不高，对市委、市政府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建设畜牧大产业的决策理解不透，把农民增收的希望仍寄托在传统农业和猪禽生产上，对草食畜牧业发展持等待观望态度。
三是良种繁育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市、县（区）两级的品改网络基本建成，但部分群众对品改的认识程度不高，部分牛羊繁育还存在野交乱配的现象，致使品种退化，草食畜牧业不能在高起点、高品质基础上发展。
四是牛羊饲养科技含量偏低。无论是集约化饲养技术、饲料技术还是杂交优势的利用等方面，与猪鸡生产均存在明显差距。在牛羊的养殖上，大多数农户仍沿袭传统的自然放牧方式，未能根据家畜不同的生育期补料，母畜妊娠及分娩后的护理技术也未能掌握，牛羊生长发育缓慢，饲料报酬不高，幼畜存活率低，养殖效益不显著。
五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牛羊产品加工和流通基本上滞留在初级阶段，多数仍为作坊式手工生产。已建成龙头企业规模小，加工能力低，产品单一，产业链条短，营销体系不健全，组织化程度不高，大品牌，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尚未形成，资本、市场、技术等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利用，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缺乏对农户和基地的带动力，“企业＋基地＋农户”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确立，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饲料加工企业更是不足。
六是草场退化严重，秸秆利用率低。天然草场产权不明晰，乱垦滥牧现象严重，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植被遭受严重破坏，使草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产草量持续下降，影响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群众思想认识不足，秸秆青贮利用难度较大，秸秆利用率不足30％，资源浪费严重。
要积极应对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新挑战，抢抓机遇，把草畜产业作为我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主导产业，在市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予以体现和加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予以重视，切实增强全市上下加快发展草畜产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围绕《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行动》和市县两级关于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决定的精神，以发展养牛业为重点，把龙头企业、养殖小区、专业村、规模户、养殖场建设作为实现草食畜饲养总量扩张和加快草食畜牧产业化步伐的中心工作来抓。以养殖小区（场）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设施畜牧业，把草食畜养殖小区（场）与新农村建设、畜牧业结构调整和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规划，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真正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首先，要积极引进与推广饲料玉米等高产饲料作物，实施种植业三元结构的改革。其次，是大力开发利用秸秆资源。我市秸秆资源丰富，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开发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实行农牧结合是一条符合市情的发展战略。要进一步加大秸秆养畜示范场（户）建设工作的力度，通过示范推广，不断提高秸秆的饲用率；要加大已建秸秆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维修，不断提高秸秆的处理利用率；要加大秸秆“三贮一化”（即青贮、黄贮、微贮、氨化）的普及面，逐步使秸秆处理达到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同时要大力推广应用青贮（玉米全株青贮）技术，搞好试验示范，加快秸秆资源开发利用的进程。第三，要重视开发与利用糠糟、饼粕等蛋白质饲料资源。
按照“大规模、大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制；多种成份、多种经济组织并存”的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高起点地抓好饲草料加工和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建设，使之形成经营机制新、技术水平高、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经济组织。同时，要把发展草畜产业与实施名牌战略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建一个企业，创一个品牌，开发一个系列，实行由粗到精，由主产品到副产品，从正品到下脚料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
实施“科技兴草、科技兴牧”战略，加强新型实用技术培训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大力推广牧草栽培技术，优良品种引进、改良技术，草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等，重点推广“五良”（良舍、良种、良法、良料、良医）综合配套技术；推行“政府行为＋科技人员”的技术推广新机制，健全科技推广和疫病防治机构，稳定畜牧科技队伍，用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他们搞好科技推广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各级服务组织和重点服务设施的建设，在政府统一协调下，将龙头企业和各有关部门及乡（镇）、村基层服务组织结合起来，大力推行“公司＋农户”、“协会＋农户”、“技术服务部门＋农户”的服务形式，建立较为完善的生产销售、科技推广、信息反馈相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牢固树立抓生产先抓流通，抓流通先抓市场，依靠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大力培育和开拓草食畜产品市场。一是在县（区）的集市建立草食畜产品市场；二是在县城和有条件的乡（镇）开办畜禽产品初级交易市场，重点建好县（区）活畜禽交易市场；三是在畜产品生产集中区建立畜产品专业市场。四是大力发展各种运销实体和贩运大户，鼓励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购销服务组织，不断巩固壮大草食畜产品营销队伍。
要认真贯彻执行《动物防疫法》，严防动物疫病在我市境内流行；要突出重点，对主要的传染病采取综合防治措施，使其不发生或得到有效控制。畜牧、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要紧密配合，既要搞好场地检疫，又要搞好屠宰检疫和市场检疫。
掌握全局和指导工作的重要手段。依照县委关于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部署，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近期，带领畜牧局机关局部同志通过检查、走访、座谈等形式，先后深入到等乡镇的村社和养殖户，对如何推进畜牧产业突破问题，特别是养猪业的发展进行了调查。调查课题包括良种繁育体系、动物防疫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三个方面，现专就服务体系建设调查情况简述如下：
一）政府配套服务力度加大。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畜牧产业相关规划、计划、决定的指导下。围绕贯彻落实国家生猪扶持政策，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万头村、千头社”和全年新发展500个养殖大户目标，集中技术、物力、财力，从良种、良法、圈舍、防疫和市场入手，协助专业村、社、养殖大户和龙头企业解决发展中碰到问题。一是出台优惠政策，用地、修路、用电、信贷等方面给予倾斜；二是各级领导干部领办、督办畜牧大户，鼓励社会资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兴办畜牧专业户；三是采取多种形式予以扶持，以奖代补”工作在前，奖励在后，激励农民养猪。去年，县政府奖励给养殖大户生猪出栏、引种、补栏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万元；四是能繁母猪平安业务的良好运行，为畜牧健康发展增添了亮点，为广大养殖户开辟了一条新的平安通道。
二）农民合作组织逐步发展。养猪基地和养猪大户中。主要作用是为产供销提供一体化服务，其中局部的养猪协会作用较大，有健全的制度和运行程序，结合外地实际，实行统一供种、统一规格建圈、统一饲料配方、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将千家万户连成一片，实现了协会＋基地＋农户”格局，收到降低本钱，减少疾病、抵御风险、增加效益的多赢效果。
三）科技服务发挥了支撑作用。一是良种服务初见效果。全县建有、温氏、等四个良种猪扩繁场。完善了31个良种猪供应站的基础设施，添置了31套猪人工授精器械和设备。输送了局部项目站人员参与省改良总站举行的技术培训，上半年完成猪只人工授精万余窝。良种服务纵横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种网络，生猪良种化率达到98%以上。二是强化了疫病防治。重点对猪瘟、口蹄疫、禽流感、高致病性蓝耳病、鸡新城疫等实行强制免疫，尤其是对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的防控，杜绝了疫病的传达。三是加强了执法工作，严厉打击了经营伪劣兽药、饲料和违禁添加剂。严格畜禽产地、屠宰、市场肉品和出入境的检疫，基本保证疫病不传入扩散，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做到有效服务。四是开发了畜产品深加工技术。以食业公司、集团“公司为代表的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不只缓解了群众卖猪难的问题，而且还增加了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经济效益。
四）人才培育引起了高度重视。一是村级动物防疫人员。一只稳定的队伍，负担着本村动物疫病的防治。二是乡镇畜牧兽医站职工，经过多年的培训、实践，狠抓继续教育工作，政治思想和业务技能显着提升，专门负责畜牧发展，技术指导，疫病防治，技术普及等工作。以上两类畜牧人才被历届政府所重视，人员众多，机构稳定，贡献突出。三是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的人才培育，各级政府借助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科技入户和“阳光工程”等项目，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对养殖大户、养殖场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据统计，目前已有万多农村群众掌握了畜禽养殖发展技术，有不少能人大户已脱颖而出。
五）信息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一是中介组织。猪贩子”一只活跃在市场与养殖户之间的生力军。畜牧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二是龙头企业，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四川公司分公司等，依托各自母公司在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物流等多方优势使产供销有机的结合起来，效益较为显着。三是加工企业。如公司和，都与国内众多加工、经营企业建立有营销关系，有宽畅的销售信息渠道。四是网络服务。局部专业大户，通过网络与外面厂家建立供销关系，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状态。
很多缺乏周转资金。一些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大户虽然得到政府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1资金新濠天地官方网站紧缺。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养殖大户用水用电执行农业生产性用水用电价格，2水电价格矛盾。各级政府明文规定。但时至今日，全县上千家规模养殖场（户）仍然在支付高位水电价格。养殖业是微利行业，加之用水用电量巨大，养殖本钱的居高不下，使许多农户对养殖望而却步。
极少局部群众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的情况下，3急功近利。畜牧产业中。单凭热情在银行袋款匆匆上马养殖项目。市场动摇剧烈时，这些大户便一夜返贫，成了举债大户。
除极少数养猪协会实行“协会＋基地＋农户”依靠利益把养猪户连接起来外，众多的农民组织中。多数专业组织徒有虚名，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县、乡两级良种繁育网络虽已建成，1良种供应缺乏。目前。但良繁速度缓慢，未能跟上发展步伐。一些大户盲目引进“良种”造成了较大损失，极个别大户仍然利用外地混杂品种。
二是科学喂养水平低。据专家反映，2规范化饲养管理水平低。一是饲料配方粗放。如果严格规范化饲养管理，每头商品猪相同日龄可多增长公斤，每头母猪窝平可增收元以上。
局部村级动物防疫员责任心欠缺，3疫病预防不到位。由于报酬较低。收工不出力，使许多村社畜禽免疫、消毒等工作未达到预期目标。
而现在每日屠宰量不过来头，4深加工企业吃不饱。众品公司年分割肉需生猪万头。猪源的缺乏，将会使深加工企业较长时间“缺饭吃”
与畜牧业发展速度不相适应，1兽医队伍素质亟待提高。乡镇动物防疫监督人员、村级动物防疫人员专业理论素质不高。急需进行专业理论系统培训。
各乡镇对农民大户的培训往往是打急抓，2专业大户技术培训“支离破碎”由于技术人员缺乏。培训主要是靠教材或影像，缺乏临床实践，等到问题出现又不知所措。不系统的培训和缺乏实践的指导，农民人才发生的难点所在
年生猪市场动摇，1信息不灵。据专业人士调查。给农民造成很大损失，其根本原因是信息不灵，缺乏科学预测，大家主动地依赖市场，当市场猪价上涨，大家一哄而上，市场价格下跌时，大家一哄而散。市场动摇首先冲击的母猪价格，仔猪不值钱，就杀母猪，价升，仔猪值钱，又大量地喂养母猪。一头母猪从培育到产仔需要一年半时间，这样，就形成了多了多，少了少的波浪式循环。目前都说生猪存栏缺乏，实则是母猪繁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群众信息不灵的问题。
但在风险到来时“罪难轻饶”错误地传递消息，2中介组织的无序化。猪贩子”功不可没。制造群众的恐慌心里，为风险推波助澜，从中牟取好处，挑大捡肥，压级压价，每头猪平均赚取多元，群众说“养猪的不如贩猪的利润分配不公就是指此。
一）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政府管大不管小。对千家万户只给政策和及贴息贷款扶持，不做大额扶持。新发展大户要视其基础资金状况，一般要具备万元基础，再予以协助发展，同时，坚决制止“白手起家、强行上马、一浪垮台”做法。
二）降低水电价格。对全县规模养殖场（户）用水用电统一执行最优惠的农业生产用水用电价格。增加养殖效益。
三）发挥专业协会作用。以县内外发展较好的养猪协会为模板。以现场会的形式，组织各地农民专业组织前去观赏学习，使各处的农民组织功能化，时效化，为畜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建议技术部门组织群众有计划的从外地正规厂家调运良种猪，但一定要搞好检疫和疫病防治工作。同时，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杜绝他单独“调种”
五）加强人才培育。制定基层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规划。组织县级以下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进行分期分批到大专院校轮训，提高基层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乡镇专业人才问题解决了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的人才培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六）强化畜禽强制免疫。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增加村级动物防疫员报酬，提高基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
七）加强牧业行政执法。依法加强饲料兽药市场的监管。确保畜禽及其产品的检疫，特别是畜禽产地、屠宰、出入境的检疫，力争疫情不传入，疫病不扩散。
八）大力扶持畜牧龙头企业。继续培植壮大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动企业与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实现互利双赢。将温氏养猪与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现代农业（生猪）项目结合，加大在建的个“生猪万头村”项目力度，完成新发展生猪养殖大户500户目标。二是加大对食业有限公司和公司的扶持力度，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增加企业和养殖户效益。
九）加强中介组织管理。仿照外地经验。为畜牧业发展发挥正面作用。同时，充分发挥龙头加工企业和“产供销一条龙”模式，让生产者与销售者直接见面，减少或缩小中间环节，以增加农户收入。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畜牧业，现代畜牧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畜牧业。用现代经济管理科学管理畜牧业，具有优质、高产、高效、安全，技术密集、工业化程度高和生产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
首先，发展现代畜牧业，是加快我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受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制约，种植业特别是粮食发展处于平稳增长期，而畜牧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现农业增质增效都具有重要意义。畜牧业已成为我县农业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主要表现在：一是畜牧业的发展空间大。畜禽饲养总量及人均占有量逐年增长，发展势头较好。二是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2010年畜牧业为农民直接增收达到263元，2011年预计可达280元。三是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养殖业与种植业产值比为56.5:43.5,主辅换位，畜牧业在大农业中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其次，发展现代畜牧业，是改变传统畜禽饲养方式的必然归宿。传统畜牧业受生产方式、组织化程度、生产者素质、市场发育状况等因素影响，存在饲养规模小、疫病控制难、产品质量差、经营分散、抗风险能力脆弱等弊端已经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畜禽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与之相适应，发展专业化、大规模的现代畜牧业就成为历史必然。据调查，全县目前养猪农户仅占总农户数的46%，5年降低约19个百分点；全县规模化生猪养殖已占饲养量的50%以上，规模化家禽养殖占总饲养量的70%以上，5年分别上升了约30和40个百分点。
第三，发展现代畜牧业，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两型社会”必须发展“两型畜牧业”，现代畜牧业正是顺应“两型社会”要求，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畜禽健康，产品优质安全”的标准组织生产，推动畜牧业朝着“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畜禽养殖与环境保护相一致的生态养殖模式方向发展。目前，全县60%以上的生猪养殖场（小区）对粪便实行综合利用、做到了无害化排放。
第四，发展现代畜牧业，是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当前，大中城市逐步实行畜禽产品市场准入制，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就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发展现代畜牧业有利于推进畜牧业标准化的贯彻实施，增强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规范畜禽产品养殖过程和食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质量控制，促进畜禽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相关管理者树立质量安全意识；有利于推动我县畜禽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增强畜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提高养殖效益，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放心蛋”。
（一）市场强力拉动，优惠政策驱动，为发展现代畜牧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全国出现猪荒，生猪市场需求增大，供求矛盾突出。为了平抑物价，维护稳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生猪生产的扶持政策，包括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能繁母猪保险政策，地方政府以奖代补激励政策等等。市场的需求和各级政府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为我们发展现代畜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应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抓住机遇，推进我县现代畜牧业再上一个台阶。
（二）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发展，夯实了我县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一是畜禽小区建设初步形成了小型大规模的格局。截止2010年底，全县建成生猪养殖万头村个，各类畜禽养殖大户达到余户，生猪、小畜禽规模出栏率分别为52%和72%。标准化养殖方兴未艾，规模效益大幅增加。二是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的推广应用初步探索了我县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基本路子。大力推广“畜—沼—农（果、菜、粮）”生态养殖模式，在养殖场（小区）推行“干稀分离、雨污分流、节水养殖、综合利用”，大力宣传、推广循环养殖，节约了饲养成本、提高了养殖效益，得到了养殖户和社会的一致认可。三是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筑牢了产业基础。到目前为止全县各类产业化畜禽龙头企业6家。其中广东温氏“公司+基地+养户”模式带动了一大批农户发展畜牧业，其合作养户年出栏肉鸡
达万只以上；实施的“生猪30万头一体化项目”，其种猪场已建成投产，目前存栏种猪3000多头；扩繁场、扩繁场也运行良好。四川养殖公司常年存栏外系种猪800余头，年产“新加系”纯种、二杂母猪万余头；食业有限公司设计年屠宰加工生猪60万头，2010年实现产值近5亿；猪肉厂年需要50万头的猪肉原料，2010年产销两旺。
3、从业人员健康养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发展现代化畜牧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各级、各部门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多层次、多渠道开展专题讲座、现场参观，组织畜禽养殖户参加部级、省市县畜禽交易会、技术研讨会，了解国内外畜禽发展最新动态，学习先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知识，提高养殖者和从业人员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观念新、善经营、懂技术、素质高的养殖队伍。
一是注重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应针对我县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现有的经济、技术、资金、市场等多种因素，遵循快速发展又恰如其分的原则，实现要持续发展，选择各自合理的生产规模和建设模式，通过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达到防御各种风险、降低成本、实现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县应重点推行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大力开展畜禽小区建设。按照“四化一园”（品种良种化、质量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的生态养殖园区）的要求，发展若干畜禽养殖小区，形成小区规模优势，到2012年，全县年出栏1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达到2000户，其中出栏万头以上优质生猪养殖场达到15个；年出栏12000只以上肉鸡、肉鸭规模户达到1500户；年存栏20头以上的肉牛规模养殖户达200户。二是着力完善产业化经营机制，大力推行温氏集团目前在我县运行有效的“公司+基地+养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建立龙头企业与养殖基地紧密联结、互利双赢的运行机制。积极推行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按保证农户收益的协议价收购，农户按标准修建（改造）圈舍进行规模养殖的“订单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化经营向更高层次迈进。
二是注重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畜禽良种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继续推进生猪良繁体系建设，完善原种场、扩繁场、商品场相互配套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加快温氏集团“30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建设，力争到2011年底，个分别存栏4000头左右优质能繁母猪的扩繁场全面投产。切实加强政策导向、项目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以县乡为主的生猪人工授精网络，不断提高制种供种能力。鼓励养殖场（小区）自繁自养，全面实现良种化。继续抓好肉牛品种改良工作，合理布局、巩固发展我县肉牛改良站，加强冷配技术培训，切实提高受精率，大力推广西门塔尔、夏洛莱、皮埃蒙特等优良肉牛品种，引导养殖户从役用牛饲养向肉用牛饲养转变，提高养殖效益。继续支持温氏、隆生公司发展养殖合作户，提高优良家禽品种饲养面。切实加强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实施“畜牧科技入户”、“新型农民培训”等工程，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牵引带头作用，加快良种良法推广。
三是注重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在动物疫情诊断、监测、防疫监督和兽药、兽医监察等方面条件。进一步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动物防疫责任体系，加快推进县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重点强化县级兽医部门的责任，建立一支布局合理的骨干防疫队伍。科学编制免疫计划，完善免疫制度。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依法实行强制免疫。建立完善免疫档案，全面推进畜禽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体系，加强疫情测报网络建设，完善以县、乡镇为主干，以防检人员和村级防疫员为支点的疫病测报网络，及时掌握疫情动态，科学指导疫病防控。不断完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落实资金、技术、物资“三项储备”，加强应急预备队伍建设，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兽医卫生监督所建设，切实加强乡镇、村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现动物疫病可追溯，逐步建成全县网络健全，队伍稳定，保障有力，处置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高重大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能力。建立完善动物防疫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兽医行政管理、行政执法、技术支撑体系和公益性乡镇）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转经费、村级防疫员补助等全额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完善重大动物疫病扑杀补偿机制，保障动物疫病的监测、预防、控制、扑灭以及动物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经费。到2012年，县、乡标准化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
四是注重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全面推行HACCP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畜禽饲养投入品的监管制度，指导养殖户规范饲养、科学用药，杜绝违法使用投入品的行为。强化畜禽及其产品检疫检验工作，推行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和畜禽免疫标识制度，建立牲畜信息档案，严把市场准入关。落实畜产品市场准入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瘦肉精等违禁药品使用的查处力度。建立健全畜产品药物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监测长效机制，逐步与国际市场对接。
五是注重建立多元化的长效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投入，有效整合财政支农及各类项目建设资金，相对集中投入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地方政府扶持畜牧业的力度，采取“以奖代补”、“贴息贷款”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发展畜禽养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给信誉好、资金运转有困难的养殖企业提供必要的信用贷款，促进畜牧业发展。
到2014年，天长市力争生猪饲养量达到90万头，出栏60万头，家禽饲养量1400万只，出栏1000万只，肉类总产量7万t，蛋产量3万t，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48%、53%、66%、67%、92%、73.7%，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50%以上。
通过加强良种工程建设和种畜禽管理，制定扶持政策，对引进和繁育良种给予补贴，调动农民养殖积极性。天长市市政府每年拿出10万元设立良种繁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引进50头以上种猪，5个以上优良畜禽品种，用于提高天长市的良种覆盖率;同时建立畜禽良种补贴机制，参照种植业良种补贴办法，对引进畜禽优良品种的规模养殖大户，按种猪每头补贴20元、种禽每只补贴2元、人工受精每头猪20元的标准，通过完善手续补贴到户。
市政府要鼓励对畜牧业的投入，扩大信贷规模、简化程序;要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资金，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力量，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一是通过项目引资、乡亲引资、产业引资等多种形式，吸引外来资本投入畜牧业;二是充分发挥国有、集体、民营、金融的引导作用，吸收大量的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畜牧业[1-2];三是加大支农小额发放，重点向规模养殖户倾斜，增加贷款数量或延缓偿还期限。通过多方努力，使天长市每年投入到畜牧业的资金达到1000万元。市政府每年拿出10万元，用于畜禽养殖大户、畜产品加工厂的贷款贴息。
通过以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大力推行规模养殖，提高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要继续扩大三元杂交猪标准化小区、种草养畜养禽场区的养殖规模和数量，同时加快建设养鸭、养鹅、养鸡等养殖场区，建立三元杂交猪无公害生产基地、苏邮二号高产蛋鸭生产基地以及养鹅生产基地。市财政对年出栏猪2000头、禽10万只和种禽2000只以上，并有相应基础设施的养殖场区，分别给予5万元和8万元的奖补资金。
在加大组织天长市的金集风鹅厂、铜城质尊养猪厂、永丰蛋鸡厂、天长蛋品厂、秦栏养鸭厂等企业申报省市级龙头企业的力度的同时，积极申报“白塔湖牌风鹅”、“秦楠卤鹅”、“天长麻鸭”、“巴子牛肉”、“天长松花皮蛋”等名特优畜产品品牌，创造品牌效应。市财政要对省级龙头企业每年补贴3万元，市级补贴1万元，优质品牌每个补贴1万元。畜禽绿色产品和无公害产品每申报成功1个奖励2万元。
通过积极引导扶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实行定单饲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3-4]。对合作社在资金上扶持，税费上减免，宣传上免费，技术上指导，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通过推广一批实用的畜牧先进生产技术，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优质高效的畜牧业发展。一是定期组织技术人员科技下乡和科技赶集，安排技术人员到村队进行技术培训，并编写技术手册和有关资料分发给养殖户;二是市广播电台《农村大视野》和市电视台《致富金桥》每周进行3次科学养殖技术讲座，同时畜牧部门每月编写1期《天长牧业》推广畜牧新技术;三是积极组织畜牧技术人员分片包干，每人承包1~2个规模养殖户的形式，主动上门为养殖户提供饲养管理、饲料配方、疫病防治等技术服务。
通过深化兽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长效的防疫机制和应急机制，全面提高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市财政要在原来基础上，增加30万元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补贴。
在1~3年内，每年投入30万元的资金用于基层畜牧兽医站的建设，同时对全市所有大集体和合同制兽医实行生活保障工资，使基层畜牧兽医站建成基础设施完善、机构队伍稳定、服务功能健全、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载体，实现服务组织网络化、服务内容专业化和系列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的层次和水平。
全面实施“生猪屠宰加工销售准入制度”、“畜禽交易市场检疫制度”、“兽药生产经营许可和饲料经营备案制度”等各项制度，无检疫标识的畜禽，一律不准进点屠宰和进场销售;各有关部门要共同行动，对畜禽交易市场、定点屠宰场和兽药饲料经营市场等进行督查，从严、从重处罚各种新濠天地官方网站违规行为，确保农户用上合格的饲料、兽药;强化对饲养场户的监管，规范饲养管理，从源头抓好畜产品的质量安全工作。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1:1.15:1.15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铜刀、铜镞、铜鍪、铜护牌、铜项饰等大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线]。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新濠天地官方网站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林下养殖、特色养殖和兔为配套产业的现代畜牧产业发展战略安排，依照“中国幸福家园”建设和整县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生猪被列为主导产业。着力实施现代畜牧业“6115工程，现代畜牧业继续快速发展。1至6月，全县共出栏生猪24万头、牛5604头、羊4452只、禽535万只、兔85万只，分别占全年任务数的51.5%52%50.5%53.5%55%预计畜牧业产值将达6.8亿元，价格因素和产量增加可实现农民增收1.54亿元，人平增收616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结合温氏百万生态肉鸡富民工程、百万优质獭兔富民工程、禽类三百工程（新发展规范化适度规模温氏生态肉鸡养殖场100个、珍禽养殖场100个、林下养殖场100个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为重点，一主动融入新农村建设精品村和产业村发展。依照统一规范、合理布局的要求。以农民继续增收为目标，注重养殖场舍外观设计与新农村建设整体协调一致，着力打造新农村建设五大现代畜牧经济集中发展区，一是以双佳现代农业为核心区的3万头优质猪现代畜牧循环产业园区。以双佳现代农业为核心区规划建设长玉村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小区，年出栏生猪3万头，可实现农民增收600万元。二是以蜀江牧业为核心区，辐射慧觉镇富荣村、三井村，新盛镇木桥村的生猪产业集中发展区。依照“龙头企业＋专合组织＋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农户”模式，建设蜀江牧业良种母猪供种基地及生猪品种改良中心，富荣村、木桥村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达到年提供优质合格种猪8000头，优质种猪3万头份，优质商品仔猪1.6万头的生产能力，该集中发展区年出栏生猪达到3.5万头，可实现农户增收700万元。三是金山安家村生猪产业集中发展区建设。建设高标准化的现代化猪舍5000平方米，总投资2500万元，并连接安家村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形成金山镇安家村生猪产业集中发展区，年出栏生猪达4万头，年可实现农民增收800万元。四是林下生态养殖集中发展。重点在白马二酉村、金山新塘村规模建设林下生态鸡养殖小区，达到年出栏优质土地鸡100万只的规模，年可助农增收1200万元。五是特色养殖产业示范园建设。以新盛金铃村为核心，打造50万只规模的野鸡养殖、野鸡标本产业园，年产优质野鸡蛋5000万枚，年可助农增收达到2000万元。
以“庭院经济模式”集中连片模式”联建入园模式”等规范化养殖建设为重点，二积极推进规范化适度规模循环养殖发展。坚持“龙头企业＋专合组织＋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农户＋绿色种植”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各类产业发展项目和强农惠农政策的激励作用，加快全县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发展。目前，以新农村建设（精品村、产业村项目资金、县政府创建现代畜牧经济强县奖励基金、国家规范化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省级规范化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及其它产业发展惠农政策为依托，依照建亮点、创示范基本要求，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现已规划建设5个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新盛木桥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慧觉富荣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金山安家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鄢家黑虎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与略坪长玉生猪规范化养殖小区3个林下生态肉鸡养殖小区（新盛天星村生态肉鸡养殖小区、鄢家镇高峰村生态肉鸡养殖小区、白马关二酉村生态肉鸡养殖小区和2个优质獭兔规范化养殖小区（略坪镇长玉村优质獭兔规范化养殖小区、御营镇响石村优质獭兔规范化养殖小区年可新增出栏生猪5万头、家禽30万只、獭兔50万只，将带动120户农民通过投资发展现代畜牧业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县蜀江牧业正积极实施创建省级规范化养殖示范场建设。
加强对全县广大适度规模规范养殖农户的组织，三构建产业发展体系带动畜牧业稳定发展。一是充分发挥蜀江牧业、双佳现代、德阳金富、垚垚珍禽等县内龙头企业及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组织带动作用。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广大农户的市场风险抗御力。二是有效利用县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区位优势与产业配套政策，加大畜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培植省级、部级龙头企业与专合组织，上半年全县社会性产业发展投资已达1200万元，已有两个龙头企业达成在投资发展现代畜牧业意向，预计引入资金达1亿元以上。
配合相关部门作好县城、工业集中发展区、饮水维护区与自然河流等限养区与禁养区域划定和整治，四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区域实现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依照市、县畜牧产业限养区与禁养区规划的要求。严格遵循种养结合发展，加强对适宜发展区域新建规范化适度规模养殖的规划与指导，引导广大农户和已建规模养殖场（小区通过沼气池、微生物发酵、干湿分离等形式推进粪污治理，实现畜牧业可继续健康发展。
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动物疫病综合防制中。多措并举，1至6月，全县继续实现清净无疫。一是以免疫、消毒、监测和无害化处置等各环节为重点，继续强化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制，1至6月，通过实施季节集中免疫与日常补免，全县共免疫注射口蹄疫：生猪29.2611万头、牛1.4806万头、羊0.2017万只，猪瘟29.2611万头，猪高致病性蓝耳病29.2611万头，高致病性禽流感：鸡141.67万羽、水禽123.32万羽，鸡新城疫141.67万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率100%同时，实施农村散养场所、规模养殖场（小区屠宰场、集贸市场季节性集中统一消毒两次，发放消毒药品5吨，消毒面积达800万平方米。代表德阳市迎接省局免疫抗体监测，现场抽取500份畜禽血样送检，以全面检验我县动物疫病免疫质量。加快县级实验室达标建设，有效提高县动物疫病诊治水平。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贮藏与日常管理，通过实施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以提高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加强对狂犬病综合防制。依照“管、免、灭、测、宣、救”工作方针，认真履行部门工作职责，做到组织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有力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富平安。今年上半年，共免疫注射狂犬病疫苗2.0732万只，捕杀流浪（敞放犬0.0315万只，无人狂犬病例发生。
全力保证畜产品质量平安。一是以健全组织领导机制为重点，深入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食品平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追履职到位。通过成立畜产品质量平安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责任制、签定目标责任书，做到机构、工作、责任三落实，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二是以抓宣传教育为重点，严增畜产品质量平安意识。以举办畜产品平安培训、制作宣传手册与温馨提示牌等方式提高畜产品平安意识。目前，已举办畜产品质量平安管理培训班两期，培训人员达240人，制作并发放畜产品质量平安宣传手册2000余份，全县300余个肉品经营摊点悬挂了温馨提示牌”胜利举办首场以“畜产品质量平安监管抽检由谁履职更好”为主题的行业争辩会，通过争辩进一步营造畜产品质量平安人人参与的氛围，增强履职尽责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三是以投入品监管为重点，严控源头关。通过深入开展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专项整治活动、积极推动兽药GSP认证工作、加强对动物养殖场的监督管理、强化检测、抓好专项整治等一系列手段强化畜禽养殖投入品监管。半年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40余人次，车辆60台次，共检查兽药（饲料经营户对100余家，查扣过期失效兽药10公斤作统一销毁处置。开展“瘦肉精”专项整治行动26次，检查饲料兽药经营场所200余家，对全县现有124户适度规模养殖户、18个生猪屠宰场进行了瘦肉精”快速尿检，累计检测盐酸克伦特罗850头份、莱克多巴胺750头份、沙丁胺醇665份，检测结果为阴性。全县已有3家兽药经营企业兽药GSP示范点基本改建完成。四是以检疫检测为重点，严守畜产品质量平安监管。通过严把动物产地检疫关、屠宰检疫关、市场巡查关，确保进入流通环节畜产品品质和质量。1至6月共实施动物产地检疫37.18万头（只屠宰检疫29.38万头（只检疫率达100%其中检出病害动物280余头（只均按规定作无害化处置。
县重点实施良种繁育体系、畜牧兽医服务体系、产业恢复和三星级屠宰场四个方面畜牧产业灾后重建项目，根据全县“5.12地震总体规划及中期调整计划。全县畜牧业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共计投资4475.95万元，其中中央灾后重建资金2051万元，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努力，预计在今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任务，通过实施灾后重建，全县畜牧产业发展基础得到夯实与提高更进一步提升。一是公共服务体系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基层防疫体系重建使用中央资金达1352万元，新建了7个镇畜牧兽医站（含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大队重建面积大5000m2添置了大批现代化办公设施，重建后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功能齐备，设施齐全，能够满足现代畜牧发展和防疫、食品平安工作的需要。二是良繁体系建设得到加强。通过“以奖代补”中央灾后重建资金545万元，引入2家投资企业，分别投入资金1600万元兴建了1200头良种繁育场和10000头的良种繁育配套场，改变我县无良种繁育基地、品种改良体系不健全的局面，有效消除生猪养殖主要依靠外地引种，给产业发展和疫病预防控制带来了有利影响。三是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比例不时提高。结合国家生猪规范化改造、县级现代畜牧奖励基金等扶持政策，依托龙头企业，加强全县畜牧养殖圈舍规范化改建与新建规划指导，全县规模化规范养殖场的比例有地震前的35%提升到50%以上，养殖效益、疫病防控均得到显著提高。
深入推进全县畜牧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一队伍建设深入推进。一是以“许诺.争优”为主题。紧扣争创省级现代畜牧经济强县助推“中国幸福家园”发展战略，立足年度目标工作，以个人、股室（站和局党组集体许诺相结合的方式，从提高工作效能、改进作风等方面做出具体实在许诺，践行许诺并接受社会监督，扎实推进创先争优“四进”进龙头企业、进养殖专合社、进养殖小区、进适度规模规范化养殖农户构建个人、集体立足岗位比贡献、创佳绩，争做优秀畜牧人的浓厚氛围，掀起行业创先争优活动高潮，实现“树一流行风、建一流产业、创一流业绩、争畜牧强县”发展目标。二是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本着依法行政、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以实施“6115工程争创省级现代畜牧经济强县为核心，以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平安与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三大职责为重点，全县畜牧系统建立起“纵横交错、全面覆盖、分级管理、层层履责、网格到底、责任到人”网格化工作效能管理网络，建立起科学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通过落实奖惩和责任追究制，有效提高工作效能。
并以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开展为契机，二党风廉政建设常抓不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与管理。进一步完善惩防体系建设，为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畜牧队伍提供保证。截至目前。已清理出权力23项、绘制权力运行图20副、查找出风险点40个，依照廉政风险工作要求在对风险点进行等级评定公示后进入制定防范措施阶段。
一个农业小县，1.县规模养殖发展水平与畜牧业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仅辖10个镇，人口24万，生猪人均出栏占绝对优势，但出栏总量不大，无法争取到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良种补贴等项目支持，还需要加大投入，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化水平。
养殖户参与产业化经营深度、广度不够，2.养殖农户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专业合作组织在维护养殖者利益、引导生产方向、组织产品销售、抵御市场风险等方面功效发挥不够充沛。
业务经费严重缺乏，3.镇、村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级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年龄偏大，加之待遇较低，工作主动性难以充分体现。
强化畜牧业在中国幸福家园”与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建设中主导作用。以现代畜牧业“6115工程为重点，1.抓产业发展。狠抓特色产业发展，巩固和发展生猪产业优势的同时，调整畜禽养殖结构，选择有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的节粮型特色小家畜禽作为主攻方向，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
加快推进规范化适度规模养殖建设步伐。依托国家现代畜牧业规范化生产建设项目，2.抓项目建设。全面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发展模式，把广大分散农户引入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坚持种养结合的原则，构建“生态养殖+沼气+绿色种植”循环经济体系，加快规范化适度规模养殖场（小区与各类专合经济组织发展。
为现代畜牧业稳定发展提供保证。继续加大畜牧业招商引资力度，3.抓共赢机制建设。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推广“六方合作+安全”寄养”订单养殖”等产业发展机制，构建“平等参与、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多方共赢、继续稳定”发展框架体系和创新投融资机制，依托龙头企业的带动实现农户的低成本、低风险投入，提高养殖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加快畜牧业发展步伐，推进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确保畜产品安全生产及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愈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现就我县畜牧业生产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
以党的大、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年1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为目标，按照“县十一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的布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走以加工带养殖、以龙头连基地、以品牌拓市场的发展路子。认真落实畜牧业强农惠农政策，以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养殖专业村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为发展模式，切实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突出抓好动物防疫、畜禽良种、畜产品加工、畜产品安全和饲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五大工程，不断提高畜禽出栏率和商品率，真正把畜牧业培植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年计划实现畜牧业产值44000万元，比年增2234万元，增5.3%；肉类总产量23600吨，比年增1444吨，增6.5%；禽蛋产量600吨，比年增7.6%。年末猪、牛、羊、禽的存栏分别达26万头、7.4万头、7万只和74万只，出栏分别达19.5万头、1万头、3.5万只和76万只，出栏率分别达78%、13.8%、54%和109%。猪、牛、羊、禽疫病死亡率分别控制在3%、1.5%、2%和6%以内。
为实现年畜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要努力做到“四个确保”。一是确保全县畜牧业产值、肉类总产量持续增长；二是确保中央扶持畜牧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三是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四是确保畜产品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县农业产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体联动，齐心协力抓好畜牧产业发展。围绕“四个确保”，年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认真落实“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防疫责任制，依法实施强制免疫、计划免疫、程序免疫。二是切实加强免疫注射工作，按照“五统一、五不漏”的要求，消除防疫死角，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应免密度达100%。三是采取疫情监测、市场监控、依法监管、签订防疫责任书等综合措施，确保防控工作取得新成效。四是加强乡村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和防疫物资储备，提高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应急能力和处置能力。五是增加动物防疫经费，健全动物免疫反应死亡赔偿机制，完善村防疫员补助机制。继续实施周边动物疫情测报网点工作，适时掌握县境外疫情动态，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堵。六是继续采取群防群控的防控措施，对畜禽疫病进行长期监测，杜绝疫病传入及流行蔓延，确保畜牧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抓好生猪产业“三百工程”,实现生猪产业跨越式发展。根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生猪“三百工程”的意见》（保政办发〔〕17号）精神。从年开始到2015年，全县建设10个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扶持10户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企（场），扶持10个生猪标准化养殖专业村，每村扶持养殖户100户，每户出栏肥猪50头以上，年增加肥猪出栏5万头。一是每个乡镇抓好1个生猪标准化养殖专业村建设，采取一次性规划，逐年投资建设完善的方式进行；二是规划建设4个养殖小区和养殖场；三是大力支持发展畜禽产销合作组织，逐步构建起“产业为骨架、公司为龙头、合作社（协会）为纽带、大户为重点、农户为基础”的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四是进一步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计划引进良种公猪100头，完成猪杂交改良3.5万窝以上（其中:猪人工授精改良2万窝）。
一是着力打造羊品牌。以羊核心种羊场为基地，加快羊品种的选育工作，使其正式成为我国优良的肉羊品种，为争取国家品种委员会的认定打下基础；二是有计划、小范围的进行羊杂交试验，培育出适应舍饲半舍饲的杂交品种，加快羊发展，使羊存栏、出栏稳步增长，到“十二五”末，存栏达8万只以上；三是充分利用农作物秸杆资源，加快肉牛短期育肥的推广，提高出栏率；四是加大青贮、氨化饲料的推广。全年推广青贮饲料5.5万吨，氨化饲料1万吨，农田种草2万亩。
（四）抓好畜产品安全监管，确保肉食品安全供给。一是加强对畜牧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严禁伪劣产品和违禁兽药、饲料上市，确保市场安全。定期对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市场进行抽查和检查，对养殖场进药、进料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按照禁用兽药、饲料清查的有关规定，全面清查我县畜产品生产资料市场，维护市场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二是严格执行引种申报和报检制，加强产地、市场、流通三个环节的检疫，使上市动物检疫率、屠宰检疫率达100%，确保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到餐桌各个环节安全。
（五）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的投入，不断夯实畜牧产业基础地位。一是认真落实中央一系列扶持畜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面推行能繁母猪保险制度；二是对全县新建的生猪标准化养殖专业示范村，每年每村扶持20户，每户新建或改造卫生圈在5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20元/平方米的补助；三是对示范村养殖户引种实行补助，引进良种公猪100头，补助500元/头，引进LY良种母猪200头，补助200元/头；四是扶持当年新增养牛20头以上大户10户、养基础母羊50只以上的养殖大户20户，县级补助每户圈舍建设费2000元。五是加大对农户畜牧养殖技术培训力度，结合全县畜牧科技挂钩帮扶、10个生猪养殖专业村的实施，抽调县、乡畜牧科技人员，对100户养殖企业或大户的进行挂钩帮扶，全年计划进行畜牧养殖技术培训人数达3100人次。
2003年到2004年间，市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拿出财政资金建设草食畜禽产业化基地乡镇，草食牲畜发展迎来黄金时期。2003年市财政公用220万元资金，在全市11个乡镇建设肉羊基地7个，奶牛基地3个，肉鹅基地1个。11个乡镇引进种羊3600多只，发展养羊专业户1143户，建种羊场5个，存栏羊54014只，出栏羊25914只，发展奶牛专业户7P，存栏奶牛218头，发展肉鹅专业户550户，新建年孵化20万只的孵抱房1个，出栏肉鹅111566只，推广人工种草482．93公顷。据统计资料显示，当年220万元财政资金推动上亿元社会资金投入畜牧产业，其中200头规模的奶牛场3个，5000头以上规模羊场2个，100头以上规模羊场20多个，10000只以上规模种鹅场2个，l0个基地中有6／i-基地成立了“养羊或养鹅专业技术协会”，协会会员达2500多人。鉴于当时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区县政府也按l：l对等投入财政资金，并引导金融部门信贷支持，5000～10000元的“小额信用贷款”支持适度规模专业户发展，泸州市草食畜牧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泸州草食畜牧业经过2l世纪初几年来辉煌发展之后，由于政策调整和土地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逐渐停滞下来，五、六年来基本处于自主发展时期。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泸州市古蔺、叙永两县有66个牛改冷配点，但良种推广速度缓慢，良种覆盖率不高，而且全市无一个羊的配种点。二是小有名气的合江黑山羊、古蔺马头羊、方山大白鹅等品牌资源挖掘不够，不能形成气候，品牌资源基本未发挥应有作用。
2005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畜牧产业政策上的调整，中央、省财政投入主要倾向于猪产业，对泸州市草食畜禽的投入急剧减少，使泸州市草食畜禽发展进入低谷，草食畜禽的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数量随之下降，草食畜禽养殖进入零星、无序发展状态，大量社会资本退出草食畜禽养殖行业，最终造成草食畜禽改良步伐缓慢，良种引进与推广缓慢，优质牧草栽培与应用不断萎缩，农户在草食畜禽发展上得不到相应的技术培训与服务支持。
由于草食畜禽涉及牛、羊、兔、鹅等，其技术含量与猪比较相对较高。若农户掌握不好实用的饲养技术，重畜轻草，不但不能降低饲养成本，还会造成畜多无料，损失惨重等情况发生，进而打击养殖草食畜禽的积极性。
泸州市畜产品加企业小而分散，而且主要是以屠宰生猪为主，对于宰杀牛、羊的专业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低，产品质量单一，且产品市场份额低，抵御风险能力差，不能给予养殖户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也制约着泸州市规模化草食畜禽的发展。
龙头企业是草食畜禽产业发展的关键，要规范龙头企业，扶持其做大做强，政府要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在扶持中要引导企业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着力提高其带动能力、抗风险能力，给养殖户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促进规模化草食畜禽发展。要有计划地建立并扶持各类草食畜禽专合组织的发展，提高其种植养殖技术水平，提供市场预测信息，给农户指导养殖方向，解决养殖中的各种问题，为养殖户排忧解难，从而推动泸州市草食畜牧产业发展。
政策，要加大力度向中央、省争取各种扶持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项目，以获取更多资金。市、区县也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培植特色产业，落实支持草食畜禽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诸如种草的草种补贴、出栏补助、圈舍建设补助，土地使用优惠，贷款贴息，以及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支持，并保持政府扶持政策的相对稳定』生，落实土地流转创新机制，探索和落实科技人员激励政策等措施。
泸州市秸秆和酒糟资源极其丰富，要加强与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省畜科院和省草科院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研究试验出应用秸秆和酒糟实用技术并加以转化，大力发展泸州牛、羊产业。市、区县科技人员要深入基层，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推动种草养畜技术向纵深发展，通过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增强广大农户发展草食畜禽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县畜牧业生产，围绕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两大任务，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服务与监管并重，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扶持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牧业龙头企业，有力的促进了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1、大力招商，引进牧业龙头企业。该县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全方位引进畜牧企业。一是承接上海奶牛产业转移，引进达诺乳业，建成3个标准化奶牛饲养场，现有奶牛1210头，建成达诺乳制品加工厂。二是引进广东温氏食品集团2个子公司投资数亿元发展肉鸡、生猪产业化，并初步建成年产3000万只苗鸡的小王种鸡场和活鸡交易中心，正在建设喻河祖代种猪场，年可饲养种猪2400头。三是引进雨润集团福润禽业有限公司，年宰杀能力3000万只规模的加工厂正在建设中。这三大引进，为该县畜牧业产业化提供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2、规模化养殖发展迅速。据第三季度统计，全县生猪饲养量32.4万头，有规模养猪357户，养猪15.4万头，占47.6%；家禽饲养量1500万只，有规模养禽1263户，养禽1316.2万只，占87.7%；肉用羊饲养8.6万只，有规模饲养272户，养羊8.2万只，占94.9%；饲养肉用牛有28户，养牛396头；奶牛养殖场3家，存栏1210头。该县畜牧业的规模化养殖正方兴未艾。
3、畜禽良种全面推广。通过“畜牧良种工程”的实施，县内现有34个养禽合作社和绿健种猪有限公司以及石沛联盟种猪场等20个标准化养猪场为中心的供种，基本满足现有养殖需要。到去年底全县“三元”杂交猪占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