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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必须引导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
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中国农村正由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绝大多数的务工农民在职业分化上深陷僵局，只是如“候鸟”一般频繁迁徙于城乡之间，像“浮萍”一样飘零游弋于工农边缘。职业定位上“亦工亦农”的摇摆正显现出职业分化上“非工非农”的徘徊，长此以往，不仅阻滞务工农民向城市市民、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等社会角色的分化过渡，更会对农村社会的彻底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工业化水平提升带来重重牵绊。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既包括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地域分流，也包含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分化。如果将地域分流看作外在表现，那么职业分化则为实质目的，二者合一方才体现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过程。也只有农民实现了彻底的身份转变、职业转移，形成了清晰的职业定位，才能真正发挥地域流动的现实意义，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决不能混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概念，必须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
农民工，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的前面是工人，他们的后面是农民。他们前进一步是城市是市民，他们后退一步是农村是农民。他们人人都想前进一步，但前进一步何其之难。他们被城市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进不去，走不开，欲罢不能，欲舍不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民工潮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已是青春不再。他们中除极少数能在城市扎根外，绝大多数已被企业不招40岁以上农民工的潜规则或逼回农村或即使留在城里也只能在更加苦、累、脏、险的低端产业就业。这种逐步退化的非稳态就业现象如长期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十分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1、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制约自身全面发展，背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培养和依靠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作用问题融入建构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我国的务工农民现已达两亿之众，是二、三产业劳动力资源的主体力量。但由于其在城市中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和“无根生存”状态，使得农民工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多个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权利贫困，要在这样的状态下实现个人的全方位发展是很难做到的。特别在教育培训方面，就业状态飘忽不定加之城市社会各方都无意为其支付成本，务工农民的“能力再造”与“深度开发”无法实现，知识技能、文化素养难以提升，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消耗青春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据调查统计，全国3200万建筑业的农民工90%是小学以下文化，90%没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巨大的教育素质断层不仅剥夺了农民工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而且制约了其能力、素养的全面提高，进而形成社会整体演进中的障碍与短板。
2、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资金、社会资本及自身素养难以积累，制约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是如何把人“化”入城市。务工农民真正为城市所“化”，既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金、社会资本等等方面的代内积累，维持城市生活，又需要在代际之间实现素养的积累，使自身与后代彻底融入城市社会。但“亦工亦农”的职业飘摇，使务工农民长期徘徊于低端劳务领域，且有一些人迷陷于城市高消费攀比之中，自身的劳动积累和资金节余极为有限。农民工一年忙到头，收不抵支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他们能够通过资金积累，支付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实现进城定居的过程则延绵无期。最新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民工等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和职业，意义重大。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所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可以凭借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社会资源，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但在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际圈，仅限于少数同乡之间，从业领域难以固定，职业联系缺乏持续性，保障城市基本生存的社会资本极度匮乏。据东莞和晋江两地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基本3－4年就要全部更新一次，能连续务工五年的不足10%；同时城乡之间频繁的空间转换，不仅影响务工农民自身传统落后观念的改造，亦使得他们的子女游离于正常稳定的教育环境之外，游走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可以预见，继续生存于这种不良的教育环境之下，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将极有可能囿于素质低下，延续父辈的生存状态，成为“城市边缘人二代”。这一方面阻碍城市文明进程，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社会隐患。就总体而言，职业上“亦工亦农”，生活上城乡两栖的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只是被“准城市化”、“假城市化”、实质上被“边缘化”。
3、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知识技能普遍断裂，制约工业化水平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数亿务工农民源源不断地从边际效率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得到强化，工业化在量上的扩张基本得以实现。目前，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生产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实现从“装备中国”到“中国装备”的飞跃，需要一支就业稳定、素质过硬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和驱动。但在非稳定的就业状态之下，进城农民普遍缺乏清晰的职业定位与连续的职业履历，适应现代产业升级的职业技能、知识素养无法稳步提升、持续生成，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型时续时断、逐渐趋缓。发达国家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占产业工人总数的80%，初级技工只占20％，我国恰恰倒过来，中高级技工所占比例与计划经济时代都相去甚远，工人队伍的总体技能已出现较大滑坡。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愈来愈多的进城农民周而复始地出入于低端劳务领域，其所造成的“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远远偏离价值”的现象正使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未来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投资新技术、新设备；而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就越不会提高工人工资。长期维持这种局面，我国后期工业发展将会陷入低水平的“平面化”扩张而不能自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亦将无法顺利实现。
4、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对农村、农业不断疏离，阻滞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都亟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合作的新型农民。但在频繁往复的城乡迁移中，不少农民身在城市却感叹“城里的生活很无奈”，回到农村却感觉“城里的世界很精彩”。“民工潮”的起起落落之间，农民劳动价值观正逐渐改变，农业劳动受摒弃、被疏离的现象已经弥漫于农民工群体，空洞的农村里只有老弱妇孺无奈固守着田园，传承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正走向没落的边缘，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正在遭遇一个无所依托，难寻主体的年代。据安徽省对5个县区调查，平均在家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总劳力的10%。而青壮年劳动力正是农村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的大量外出造成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快速下降。在另一个方面，目前很多城市的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务工农民在透支了体力、精力之后，身无长技，无业可就，只能离城返乡，以民工“40岁现象”为代表的城乡劳动力反流趋势正在显现。但回乡农民一无社会保障，二无工资积累，农活荒废，农技生疏，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可能发生。再加上不少人已被繁华奢迷的城市生活吊高胃口，十分厌倦农村生活，更排斥“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法成为主力。
推进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农民是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同时，跳出农门也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之类的观点已成为三农学界与决策领域的基本共识。当前，尤需花大力气优化政策环境，尽快使那些有条件有能力“不想当农民”的农民做圆城市梦。
1、让一部分农民不当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大势所趋。2007年5月23日，全世界城市人口总量达到33.3992253亿人，农村人口总数为33.3866404亿人，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还很低，至2006年仅为4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最新评估表明，在2001至2010年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1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总规模继续扩大，估计将达到1.6亿－1.8亿。到2010年，中国的就业规模将达到7.97亿人，第一产业劳动力继续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调整为40：24：36。2010年以后，受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将有所放慢，但平均每年转移量仍在1200万－1300万人之间。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就业非农化是大势所趋，是牵动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质量全局的重要问题。
2、让农民不当农民，前提是要优化农民在城乡之间转移就业的政策环境。促进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多维的政策框架。首先，应在农村积极、稳妥地破除人口流动和职业转移中的土地产权制度障碍。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给农民的流动就业提供极为便捷的条件。可以说土地既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又是牵绊他们滞留农村的脚链、枷锁。为此，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建立服务体系，创新流转方式，以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促进农民的转移就业，在加快农民转移就业中扩大土地流转空间；第二，应在城市中彻底消除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性约束。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特别是附着其上的各种歧视性待遇，如只向市民覆盖的安居工程等仍是当前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障碍之一。城市政府要改革现有劳动就业制度，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壁垒和地区分割格局，降低农民进城就业成本，公平农民工收入水平，消除农民进入城市的体制、政策障碍，为农民工提供如廉租房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第三，应秉承统筹城乡的发展思路，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最终建立起覆盖城乡、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对于身处异乡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安全网”，对于当地社会和企业来说则是“减压器”。从农民工的现实需求来看，其社会保障须区分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行，当前下大气力解决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这是保证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实现进城农民稳定就业的基础性措施。
3、让农民不当农民，关键是要提升务工农民定居城市、转移就业的素养和能力。通过对其“深度加工”、实现“能力再造”，促进由“空间流动”到“职业转移”的过渡，为农民变工人、成市民搭建平台。其一，应对农民进行城市文明的规范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公益行动和社区活动，宣扬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确保先进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真正扎根务工农民，化为文化修养，转为自觉行动；其二，应将成人再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等补偿教育的基础工作抓实抓好，要把收费门槛放低，培训范围扩大，教学形式搞活。着力建立起一个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出资，面向基层、覆盖城乡的，包括职业技校、成人夜校、社区教育以及就业辅导在内的多元劳动力转移转岗培训教育体系；其三，让进城务工农民的下一代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城市教育、沐浴城市文明，这才是农民工离开故土、走向城市的真实价值。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公平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责任，要为其提供助学贷款、降低收费门槛、制定相应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对积极吸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办学机构给予优惠政策，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要加强管理而非惩罚处理，应尽力帮扶绝非全面取缔。每一个城市都应明白：现在多放几张书桌，将来就可能少建几座监狱。
农民工职业定位上的不确定性，使多数务工农民既不能稳定地进入城市产业系统，也无法有力地驰援新农村建设。从我国城市的预期承载能力和农村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当好农民”依然是当下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一部分农民的现实选择。
1、让一部分农民当好农民，是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从身份性农民向职业型农业者的过渡是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一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在农业发达国家，只有拿到一定农业学历或职业证书，才有资格去继承或者经营农场。他们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生产率都很高，农民是一种很富有的职业。先进的生产方式造就先进的劳动者，先进的劳动者推动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业面临发展战略转型的历史使命，即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重要过程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组织的转型，也涵盖农民生产技术的转型和发展观念的转型。如同现代工业的生产主体是产业工人一样，走上现代产业化发展道路的现代农业，亟需职业化的新型农民。
2、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看，当好农民依然是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必然归宿。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6年的43%，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创纪录的。达到同样的水平（即从20%到40%），英国花了120年，美国花了80年，日本30多年，而我们只用了22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达、农村发展的基础上，不是要放弃农业和牺牲农村，而是要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否则只能导致城乡关系的过度畸型。拉美一些国家发展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快的城乡断裂，带来农民的“假城市化”。中国基本的国情是农业人口基数大，那种“小国寡民”的迅速城市化显然更加不适用于我国。20多年来，在承载能力不足和公共服务水平有限的城市之中，1亿多农民工实质上处于“无根生存”的状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完成了从乡到城的“空间流动”，身份和职业转移还远未完成。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不仅造成“假城市化”的虚假繁荣，而且使“农村问题城市化”、“农民问题市民化”、“农业问题社会化”。从理性的角度看，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上，就算实现了60%、70％的城市化，届时农业、农村依然承载着几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他们的就业转移、增收致富相当程度上还需要在农内下功夫，让一部分农民当好农民也仍将是我们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首善之选。况且，城市普遍不招40岁以上农民工的现实使这一年龄段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回归故土。
3、让农民当好农民，首先要在城乡之间调整政策、利益和舆论导向。“重城轻乡、重工轻农”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根本特征，它不仅体现于公共政策、经济利益层面，更已渗透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之中。当前，亟需在政策、利益和舆论等各个层面调整导向，使那些经过多年磨砺，经历长期漂泊后仍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清楚的意识到，眼下，无论是国家的能力，城市的能力，还是个人的能力都还不能使他们真正城市化，同时城市也并非改善生活、增加收入的唯一场所，农村可能更是自己求生存、图发展的理想之地。为此，在公共政策方面，要紧密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重点，着力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积极改善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逐步弥合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目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进，国家对三农的投入越来越高，以“非转农”为代表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在浙江、河南的一些地方发生。可以预见，保持并强化现有农村公共政策，“当好农民”将逐步成为一部分城乡居民的理性选择。在经济利益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各种农业补贴水平，不断缩小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差距。随着农业多功能性的日益凸显，农业作为社会“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更加强化。目前即使在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投入大量国家财力补贴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近30年来，美国农业部的年度财政预算在整体联邦预算中，一直维持在3%～6%，农业补贴对促进美国农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舆论方面，应大力宣传农业日益强化的食物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持、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六大功能，努力扭转全社会轻视农业、轻贱农业劳动、蔑视农村农民的不良倾向，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农业文明、乡土文化，积极宣传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农业生产大户的良好业绩，鼓励那些不宜进城务工的农民安身农村、安心劳作。那种不分情形，一味鼓励引导农民进城务工的宣传，让农民在职业选择上失去理性的选择，应适度降一降温，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帮助他们认清脚下的道路，在城乡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4、让农民当好农民，必须要提高其农业知识技能。我国传统农业是一种经验型农业，其就业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经验积累。现代农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其就业能力的形成则要依赖于对农业知识技能系统、专业的学习和培训。同时，促进农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分业，提高专业协作水平，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亦是前提条件。舒尔茨谈到，传统农业是用传统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农业，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即在农户自身范围内、在小的社区范围内进行传统要素投入的农业。打破传统农业的封闭和循环，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引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此，首先，各级、各有关部门应从战略层面重视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应专门制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并将其作为农村发展的基础战略来实施，作为一个全局性、牵动性和持久性的国家行动来推进；第二，应创新农民培训方式，很多发达国家都采用对农业从业者发放“劳动力培训券”的制度。发放“培训券”，有着深远的制度意义和经济意义，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让农民自主的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情况选择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以及什么时候去。这样才能真正打破教育资源垄断的局面，并通过竞争提高培训教学质量；第三，应明确新型农民的培养对象。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从80万农户中筛选出15万个核心农户进行重点培养和扶持，并使之成为“新村运动”和农业产业化的中坚力量。我国下阶段应大力突破以往“普惠型”的农民科技培训做法，要有重点的选择农村种养大户、专业户、打工返乡户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科技素质和创业能力的农民群体作为一段时期的培植对象。通过农村核心力量的培养，逐步带动更多农民、辐射更广农村。
5、让农民当好农民，还需要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增加农业的“容人之量”。从国际市场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需求量一直较大，荷兰仅依靠22万劳动力，每年出产的牛肉、奶制品以及花卉和优质饲料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便可创汇300多亿美元。从近年来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的情况看，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园艺产品、水产品和部分畜产品倍受外商青睐。而土地密集型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相比较而言颇受冷落，这表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仅创造的附加值高，在农户收入中贡献率大，而且可以较好地摆脱耕地资源制约，直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农内消化。因此，我国农业在生产结构上应进一步将重心调整到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上，在生产方式上要进一步向庭院经济、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发展，使有限的土地容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让农民选择农村、经营农业，并不尽然要将其束缚于田间地头、阡陌之间。农村地区不仅有着二、三产业的宽广前景，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土地之上的兼业空间也在不断增大。现阶段，在经营好自家田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农内、农外兼业范围、增加劳动时间，应是一部分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增收致富的必然之选。
1、让一部分农民兼当农民，是削减剩余劳动时间、实现农民就业增收的必经阶段。目前由于我国多数农民身份转移、职业分化普遍迟滞，不仅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显性问题，同样带来“农民剩余劳动时间多”的潜在障碍，农民增收的瓶颈问题多悬于此。前些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农民是3个月种田，1个月过年，8个月空闲。其实熟悉农村生产的人都清楚，人多地少的现实和现代化耕作水平已使我国大多数农民种地根本用不上3个月的时间，如果生产规模大一些，所用时间则更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要增加农民收入就需要相应增加农民的劳动时间，增加农民劳动时间又必然要求扩展其劳动范围，使一部分农民在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走上兼业劳动与生产的路子。农民兼业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其一是针对那些由于人多地少或其他原因不适宜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应在稳定现有种养业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引导帮助支持他们就地、就近兼搞二、三产业；其二则是对于那些土专家、田秀才等种养能手与核心农户，应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地区，积极创新农业合作互助形式，努力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带动那些长年在外打工，缺乏劳力、技术、机械等生产条件的农户发展生产，从而实现小规模与大生产的对接。近年来，在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田间地头，承担耕地托管的“农田保姆”服务队悄然兴起，既解决了缺少劳力家庭或常年在外打工家庭的收种困难，也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劳动途径和增收空间，一举双得、收效明显。
2、让农民兼当农民，应以小城镇为空间结点。以县城、中心镇为重点的小城镇，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平台，是农村二三产业的集聚地，也应是农民就近兼业的主战场。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价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扎根，而小城镇根植于农村，生活成本较低，是农民通过兼业活动扩展劳动范围和收入空间的现实选择。而且，即便是在外发了财的农民，大多都有“衣锦还乡”、回家购房置业的行为惯性。小城镇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凝结在农民血脉中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也使他们更愿意在家乡的小城镇发展。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由农民工群体上演的“进城打工”、“成长积累”、“回乡创业”三部曲今天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正在热热闹闹的上演着第三部。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由在小城镇兼业起步，然后再向大中城市就业过渡应是一个必经过程。因此从宏观战略上应充分认识到，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小城镇建设既是农村城镇化最便捷的通道、统筹城乡最有效的措施，更是实现农民兼业增收最现实的途径。小城镇应积极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主动接受多元辐射，结合实际、梯次发展，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增强小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力和聚集度。
3、让农民兼当农民，要把激发创业冲动作为重要举措。让农民兼当农民，关键是要在农内、农外拓展兼业空间，在农村、城镇提供就业岗位。而创业是就业之本、之基、之源，没有热火朝天的民间创业，广大农民的兼业就业便无从谈起。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中小企业40－60个，我国是6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小企业总数只比有1.25亿人口的日本多百万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创业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全民创业，农村有广阔天地，农民是最大主体。为此，各地政府要在积极推动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大力倡导和弘扬创业精神，引导农民既重务工就业，更重自我创业，鼓励支持农村居民发展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加工，带动千家万户自主创业，使更多农业劳动者兼当农村创业者；鼓励支持农村“能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使各种蓬勃兴起的“能人经济”成为农民兼业的宽广平台；鼓励支持外出务工致富人员回乡创业，使外向的“打工经济”转为内生的“创业经济”。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把农民的创业冲动激活到80年代初期那样高昂，把发展中小企业、激活民营经济提升到事关“国计”与“民生”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作为增加收入的主渠道、拉动经济的主动力、吸纳就业的主阵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一切社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创设更加开敞的制度空间、更加开明的政策空间和更加开放的社会空间，真正使农村形成家家忙致富、人人思创业的生动局面。
山东枣庄水泉镇地处沂蒙山区，近年来，政府通过强化新型农民培训、创建乡土人才库、重奖科技典型等多项措施，使得全镇530余名有着一技之长的农民，常年从事果树管理、畜禽养殖等有偿技术服务，成为令人羡慕的“农技蓝领”。图为果树能手在为农民嫁接大樱桃。
